2010年夏天，以唱歌跑調聞名的搖滾歌手左小祖咒在北京798為他的新書《憂傷的老板》舉辦了一場發(fā)布會，這場發(fā)布會請了兩位嘉賓，一位是樂評人張曉舟，一位是“老羅”羅永浩。
那個時候，羅永浩的公眾身份還是牛博網的創(chuàng)辦人和老羅英語培訓學校的校長，幾個月前他還出了一本自傳叫《我的奮斗》，在這本書的序中羅永浩自稱是個“有尊嚴的文字工作者”，嚴肅中透著“老羅式”的自嘲。
以當時的情形來判斷，羅永浩這輩子很大可能是要吃文字或者更寬泛地說——“文化”這碗飯的。不過，恐怕連他自己都不會想到，兩年之后會鬼迷心竅般地走上智能手機這條不歸之路，并最終在折騰幾年之后留下一個落寞的背影。
那次發(fā)布會的場地不大，但是坐滿了人，大多是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我是其中之一。左小祖咒坐在觀眾席正前方的舞臺中間，張曉舟和羅永浩坐在他兩邊。由于沒有主持人，三個人中嘴皮子最利索的羅永浩還臨時充當起主持人的角色。
這么多年過去了，那天他們圍繞新書和音樂都聊了些什么，我的記憶已經模糊不清了，但有個小插曲卻讓我印象深刻。
現場提問環(huán)節(jié)，后排有個年輕人站起來向左小祖咒發(fā)問：“現在有個怪現象，藝術家在談錢，商人卻在談藝術。有許多人說你是‘真商人，假藝術家’，你怎么看？”這個問題可以說相當不友善，左小祖咒一時找不到巧妙的、合適的話來回答，場面一度非常尷尬。
多年之后的一次采訪中，當左小祖咒再次被問及這個話題時，已經能夠居高臨下般地拿出一副不在乎的態(tài)度。他說：“粉絲就是你的客戶，一個音樂人必須去做自己的生意，必須把自己的唱片賣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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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yè)化浪潮的席卷之下，一切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商品化。搞音樂的藝術家做起了粉絲的生意，搞文字工作的知識分子一轉身成了“知識商人”。
2017年末，財經作家吳曉波在靈山·梵宮做完年終秀之后，作為嘉賓參與了竇文濤《圓桌派》一期節(jié)目錄制，另外兩位嘉賓是梁文道和蔣方舟。一開場竇文濤就調侃說：“你看咱們這里邊誰最像老板，那還得是曉波，按理說都是文化人啊。他的人生已經上了一個新臺階?！?/p>
吳曉波不僅像老板，而且還是一個配得上成功二字的老板。
由其在2014年創(chuàng)辦的“吳曉波頻道”估值據說在兩年前已經高達20億元。吳曉波和他的妻子邵冰冰分別持有“吳曉波頻道”的運營主體杭州巴九靈文化創(chuàng)意股份有限公司12.8%的股權。
上市公司全通教育3月17日晚間公告，公司正籌劃以發(fā)行股份方式購買杭州巴九靈文化創(chuàng)意股份有限公司96%股權。這項交易如果順利達成，吳曉波有可能成為中國身價最高的“財經作家”。他的人生又將邁上一個新臺階。
過去十年，吳曉波做企業(yè)、搞投資、辦演講，組建收費高達數萬元的企業(yè)家社群，干得全是生意人的事。隨著個人財富的急速增長，圍繞吳曉波身份的爭議也隨之而來。
有人質問吳曉波：“你到底是一個文人還是一個商人？”這個問題與當年左小祖咒新書發(fā)布會上的那個年輕人提出的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和左小祖咒一樣，對于這個問題，吳曉波需要找到一個巧妙的、合適的回答。
問題的關鍵在于，文人為什么不能像商人一樣變得富有？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文人似乎理所應當拒錢于千里之外，唯有一貧如洗不被“銅臭”沾染才能保持文人的清譽。
吳曉波不這么認為。他曾在一次演講中為自己為何如此急切地獲取財富找到正當合理的解釋。“我覺得在中國這個商業(yè)社會中，做知識分子你要保持你的學術、你的思想、你的人格獨立，首先財富一定要獨立。今天我可以講，不會有一個利益集團可以來收買我，因為我很貴了?！?/p>
一言以蔽之：成為富人，是文人不被富人收買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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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吳曉波一樣，當年那個自稱“有尊嚴的文字工作者”的羅永浩在成為企業(yè)家之后，也有著同樣的身份焦慮。
盡管羅永浩努力以企業(yè)家的身份自我約束，但骨子里還是一個自視甚高的知識分子。在對待商業(yè)或者說金錢的態(tài)度上有著知識分子的扭扭捏捏和遮遮掩掩。他甚至調侃說：“我做手機不是為了賺錢，就是為了交個朋友?！?/p>
2017年的吳曉波像所有的商人一樣忙碌，忙碌之余還完成了《激蕩三十年》的續(xù)篇《激蕩十年》的寫作。這一次，企業(yè)家羅永浩出現在了他的筆下。文章最后提到羅永浩在某次采訪中透露的一個細節(jié)：
“過去，我要是在機場看到一個衣冠楚楚的家伙拿著一本杰克·韋爾奇在封面上‘獰笑’的《贏》，就會覺得這個笨蛋沒救了，但現在我也會拿著這樣的書硬著頭皮看完。這種角色轉變的代價，是我必須面對一個倒霉的問題：應該從此認為那些笨蛋還有救呢，還是應該相信自己也成了一個不可救藥的笨蛋呢？”
羅永浩的這番話，在我看來與吳曉波對自己獲取財富的原因做出的解釋有著同樣的心理訴求，實際上仍然在為“為何成了自己曾經討厭的那類人？”進行自我辯解。
2017年的羅永浩還在為身份的轉變而困惑，而此時的吳曉波早已在賺錢這件事上做到心安理得。他說：“我認為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化的商業(yè)社會中，讓自己能夠過中產階級生活，甚至資產階級生活是一個挺美好的事情。吃好的、穿好的、好好地旅行、享受生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p>
知識分子賺錢本來就很難，好不容易賺到錢還需要不斷對外解釋賺錢的動機，從而為財富的獲取尋找合理性和正當性，這件事情其實挺可笑的。過去十年，在商業(yè)場上風生水起的吳曉波曾多次為這件可笑的事情尋找新的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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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吳曉波出了一本新書叫《浩蕩兩千年》，加上之前的《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蕩”系列三部曲就此完結。新書出版幾個月后，吳曉波做客竇文濤主持的脫口秀節(jié)目——已經停播的《鏘鏘三人行》。
竇文濤在那期節(jié)目中說，我不大愛跟他們（有錢人）交朋友，可是當你看到他們那么有錢的時候，你心里又會暗暗地認同，覺得這玩意（掙錢）確實是本事，他們一定比我有能耐。吳曉波說：“我認為一個正常的社會，官商學應該是分庭抗禮的，知識分子不應該依附于商人，而應該是獨立的，應該平視它（商人），原來我們蔑視它，后來有一段時間我們開始仰視它，其實都是不對的，官商學如果彼此之前都能夠平視，我覺得這樣一個社會才是我們向往的那種社會。”
可是，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在面對一個財富地位與自己懸殊巨大的商人面前，又如何能夠心平氣和的做到“平視”呢？
吳曉波曾在一次采訪中說：“一開始寫作，也賺不到什么錢。我寫作的對象，都是很有錢的人，那我怎么平衡我自己的心態(tài)呢？跟采訪對象經濟條件差別太大，還能做到無動于衷，我的心理素質實在沒有那么好。但我又不想專門給商人寫作，那樣就出賣了自己的寫作自由。那我就必須通過自己的方式賺錢，讓自己離金錢比較近一些，變成相對有錢的人?！?/p>
于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為了能夠“平視”有錢的商人，吳曉波努力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商人。
吳曉波的話語之間透著一些無奈，給人的感覺是，不是我非要把自己變得很有錢，而是迫不得已必須變得有錢。在對待金錢的態(tài)度上，吳曉波表現地還是有些半推半就。
文人不被允許變富，就像搖滾歌手必須保持清貧。在這個莫名其妙地規(guī)則之下，文字工作者吳曉波和那些試圖獲得商業(yè)成功的搖滾歌手有著同樣的困惑。在這件事上，另外一位知名搖滾歌手比左小祖咒更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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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左小祖咒在“北京東村”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樂隊“NO樂隊”，同年11月，22歲的汪峰拉著中央音樂學院的幾個同學也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樂隊——鮑家街43號。
直到2000年樂隊解散，樂隊的靈魂人物汪峰始終處于藝術和商業(yè)成功之間的巨大落差而導致的糾結和苦悶當中，他形容那是一種“近乎絕望”的挫敗感。
2005年，《飛得更高》、《怒放的生命》兩首歌曲大火，直接將汪峰推向了一線歌手的行列，他開始接到大量的商演邀約，廣告代言也隨之而來。不過，新的困惑也同時到來。因為濃重的商業(yè)化氣息，汪峰開始被指責為搖滾樂的背叛者。
就像有了錢之后的吳曉波一樣，獲得商業(yè)成功之后的汪峰也陷入同樣的尷尬境地，那就是他被迫需要對自己急切地追逐財富和成功這件事做出合理正當的解釋。
2011年汪峰在接受某雜志采訪時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大門樂隊的主唱Jim Morrison和他的鍵盤手在海邊抽大麻，鍵盤手問：我們是不是該干點什么？Jim Morrison說，我們沒有錢什么都沒有，能做什么？但是我覺得我們有好的歌，鍵盤手說。Jim回答：這樣吧，我們組個樂隊看看能不能掙到一百萬。
講完這個故事之后，汪峰說：“Jim Morrison說出這一百萬的時候，沒有引申義，他可愛就可愛在這兒。真實是搖滾的第一特性、不妥協是第二特性，革命是第三特性，如果你連第一特性都做不到的話，一切都是偽裝。我就是想賺一百萬，因為我現在沒錢，很多時候，這才是真的?！?/p>
相比左小祖咒和吳曉波，汪峰的高明之處在于，他為自己找到了一種無需辯解的辯解——賺錢就是我的真實想法，這既不背離搖滾樂的真實特性，也完全遵從了內心。因此，我根本不需要對此做出任何解釋。
我們無法得知這是不是一種經過偽裝的真實，但汪峰表現出來的坦誠的確給了質疑者們一個無懈可擊地反駁。
在這件事情上，吳曉波真應該向汪峰學習。與其繞來繞去地為自己辯解，倒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認拼命賺錢就是為了賺錢本身，除此之外沒有什么更崇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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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搖滾圈里有兩朵奇葩，一朵是唱歌跑調的左小祖咒，還有一朵是以妖嬈艷俗聞名的二手玫瑰。兩朵奇葩的共同之處在于，他們都有著極強自我營銷意識和商業(yè)化運作能力。說得直白一點，都是被搖滾樂耽誤的商人。
2003年，二手玫瑰寫了一首歌叫《允許部分藝術家先富起來》，主唱梁龍帶著濃重的二人轉風格唱到：
我被活活的逼成了個工人
我被活活的逼成了個商人
我被活活的逼成了個詩人
我被活活的逼成了個廢人
允許我國的農民先富起來
允許我國的美人先富起來
允許我家的傭人先富起來
允許我國的藝術家先富起來
過去十年被吳曉波稱為“激蕩十年”，在這激蕩的十年中，商業(yè)化浪潮以不可阻擋之勢席卷了一切。搞文字工作的知識分子吳曉波，搞搖滾的藝術家左小祖咒、汪峰，都“被活活的逼成了個商人”。并最終如愿以償，成了先富起來的一群人。
現在，功成名就的吳曉波已經無需再為自己做過多辯解，作為中國商人中最有錢的文字工作者——沒有之一，他已經有足夠的底氣喊出一句口號：要允許部分文字工作者先富起來！
2019年，吳曉波已經51歲了，是時候如其所希望的那樣，“讓生命從商業(yè)當中釋放出來，去享受生命中更美好的事情”了?；蛟S，對于吳曉波而言，曾經有多么急切地想擁抱商業(yè)，今天就有多么急切地想要逃離商業(yè)。
所以，當有人將全通教育收購吳曉波頻道一事形容為“賣身”時，我第一個站出來不同意。讀書人的事情怎么能叫賣身呢？一個原本一身清譽的知識分子為了避免淪為商人的附庸不惜沾染上一身銅臭將自己活成一個商人并最終在名利雙收之后從商業(yè)中逃離，這怎么能是“賣身”呢，明明是“從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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