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芯啟示錄

最近，半導體項目“武漢弘芯”居然爛尾了，業(yè)內震驚，一片嘩然。這可不是小項目，三年前成立之初，它可是“全村的希望”：

它財大氣粗，規(guī)劃總投資額高達1200多億，政府先期投入150多億元；它精兵強將，技術牽頭人是來自臺積電的蔣尚義，被中國臺灣半導體圈尊稱為“蔣爸”，曾率隊贏得了與IBM之間的銅制程對決，是張忠謀的左膀右臂；它武器精良，進場設備是傳說中“國內唯一能生產7納米的核心設備ASML高端光刻機”。

但，它還是爛尾了。工廠建設都沒完成，更別提技術推進。只留下了一個爛攤子：政府投資回收困難、銀行貸款壞賬必然、農民工久久領不到工資。而當時攢局、承諾為項目找投資，曾經賣過酒、搞過藥的斜杠商人，依然還在濟南周邊晃蕩。

然而，弘芯工程的荒唐結局，并不是孤例。

2015年，南京德科碼半導體項目成立，號稱投資30億美金，在南京、淮安、寧波三市落地，但今年7月份，公司宣布破產；大股東就是動動嘴皮子，幾乎沒出什么錢。

2017年，成都格芯啟動，投資規(guī)模號稱100億美元。結果只是買了一些新加坡廠2010年的設備，最終多方談判未果，項目遺憾宣布裁員、停運。

2010年，長沙創(chuàng)芯項目啟動，沒幾年就爛尾了。2016年有投資方接管，但今年年初再度爛尾，土地房屋資產在淘寶上被法拍。

這失敗的一幕幕，不禁令人想起一位編劇的話，“懷念煤老板的日子”，至少他們真的出錢，而且不瞎指揮。

但，造芯浪潮并不都是充滿失敗。盡管仍有不足、需要提升，但長江存儲的固態(tài)硬盤、合肥長鑫的內存條都被消費者稱贊，而廣州粵芯的12英寸晶圓也在產能爬坡中。

一成一敗之間，到底有什么不同？顯然，同一個時代、同一片土地，地方造芯工程已經不缺“天時、地利”，而不同的正是“人和”。要實現(xiàn)人和，卻又必須“同時”具備“三大支柱”。

“企業(yè)家”式的地方政府

造芯工程的第一大支柱，便是“企業(yè)家”式的地方政府。要理解這一點，就需要從張五常提出的“縣域競爭”來談。

張五常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每一個縣政府，就是一個微縮版的企業(yè)。地方長官的快速晉升，取決于經濟增長的成效與質量。在強烈的政績指標驅動下，不同地方政府之間會相互競爭，殷勤而熱心地招徠企業(yè)，同時，地方長官對于經濟事務越發(fā)專業(yè)嫻熟。

“縣域競爭”理論高度解釋了造芯所需要的產業(yè)環(huán)境。

從國家意志、省部意愿到中層執(zhí)行，只有“上下同欲”，造芯工程的土壤才能被培育出來。而造芯又是一個極其綜合的工程，從最基礎的純凈水供應，土地環(huán)評與規(guī)劃，在地高校、研究機構的人才培養(yǎng)，到市場環(huán)境的發(fā)酵等等各環(huán)節(jié)，都非常受制于所在地官員的素質，需要通力合作。

比如廣州粵芯，深處改革開放的高地，宏觀方面的營商環(huán)境自不待言。而合肥長鑫所在的合肥市，在營商環(huán)境上并不輸于長三角、珠三角的高效與專業(yè)。

在珠三角的電子展會上，合肥市招商官員的身影隨處可見。而合肥市也經歷了家電、面板、芯片三波高科技制造業(yè)的鍛造后，成為舉國公認的“風投”式地方政府，并形成了“地方經濟→產業(yè)集群→二級市場”的“合肥模式”。

其實，合肥的玩法并不算新鮮，地方政府的成功秘訣也早已遍知，但為什么很難再出一個合肥？

原因是在三波產業(yè)升級中，合肥市歷練了一批極為專業(yè)的經濟、技術官員，他們各有職司，對于高技術產業(yè)的理解、掌握與尋找的經驗，在官僚系統(tǒng)中沉淀下來，形成了地方政府的肌肉記憶。

不僅如此，合肥市實際上遵循了由產業(yè)下游往上游的躍遷規(guī)律，每一步都需要十年作為一個周期才能穩(wěn)固。無論是京東方的屏幕產能，晶合的面板驅動芯片，還是長鑫的存儲芯片，雖然看上去是合肥市府主動出擊，但其實都依賴于上游足夠的海量需求，而這些需求均為市場自發(fā)，并不是政府硬拗能拗得出來的。

武漢造芯也有技術官僚的引導。比如唐良智，畢業(yè)于華中科大半導體專業(yè)，對技術、行業(yè)也非常熟悉。但同在武漢，為何既有成功的長江存儲，卻又有爛尾的武漢弘芯？同在南京，為何有臺積電廠的投產，又有德科的破產？

因為地方政府的高素質，只是造芯工程落地的第一條要求。要完成成功，還需要落實剩余兩大支柱，“作戰(zhàn)部隊”和“作戰(zhàn)戰(zhàn)略”。

王牌與老兵的建制隊伍

在戰(zhàn)爭中，既需要頂級“王牌”人物，成為部隊的核心靈魂；又需要成建制的“老兵”組成軍團。否則，便是光桿司令一個，難以發(fā)揮其威力。這點對于芯片產業(yè)更是如此。

芯片生產中，既有高精尖的技術環(huán)節(jié)，需要“王牌”人物實現(xiàn)突破；又有復雜的工藝環(huán)節(jié)，需要數(shù)萬人同時緊密分工協(xié)作。而在落后追趕時期，更需要如此。比如當年臺積電大戰(zhàn)三星時，如果沒有“十萬青年十萬肝”的三班倒，僅靠幾個蔣尚義等王牌人物，也無濟于事。

而對于中國芯片而言，20年前，需要的是“王牌精兵”，像張汝京、張忠謀這樣的領軍人物。但如今，最需要的莫過于能打的“老兵”，無“老兵”，不成軍。唯有大量技術過硬、品質可靠的中層干部，以實現(xiàn)對年輕一代的傳幫帶，才能扎實提高整體戰(zhàn)斗力。

而目前推進至量產節(jié)點的三大造芯工程，無一不是“王牌+老兵”的組合，久經國內市場戰(zhàn)陣的洗禮。

長江存儲的高啟全被譽為臺灣DRAM之父；而CEO楊士寧，則是中芯國際的創(chuàng)業(yè)元老，曾為張汝京麾下宿將。2011年，中芯國際接管武漢新芯，國內芯片制造業(yè)的黃埔軍校，就此在武漢開了分校，一批中芯的老兵在武漢生根發(fā)芽。

楊士寧的下屬程衛(wèi)華，便是這批中芯來漢的典型“老兵”。程衛(wèi)華從浙大畢業(yè)后即加入華晶，參與了908工程，留學新加坡后于中芯創(chuàng)業(yè)期加盟，深為張汝京看重。當楊士寧來武漢后，程衛(wèi)華也跟隨而來，作為長江存儲聯(lián)席首席技術官、負責技術研發(fā)團隊工作。

合肥長鑫則經歷了兩任CEO接力。前任王寧國先后就任于華虹、中芯，回國效力已十多年?，F(xiàn)任朱一明是典型的“清華幫”創(chuàng)業(yè)，從外資瞧不上眼的利基市場一路拼殺出來，帶領一支市場經驗極為豐富的團隊成就了兆易創(chuàng)新。

長存與長鑫都有著結構長期穩(wěn)定、奮戰(zhàn)在一線的“老兵”。十年的艱難創(chuàng)業(yè)，足以形成牢固的戰(zhàn)友情誼，并篩選出一批最具戰(zhàn)斗力的將才。而粵芯的團隊組建時間雖然不長，但其總裁陳衛(wèi)曾為華虹副總裁，團隊多元化，也有多位“老兵”。

在三大造芯項目的官網和官微上，都能看到規(guī)模盛大的校園招聘與新人破冰活動。在今年7月1日培訓營上，長鑫的領導鼓勵新人們：選擇長鑫，是選擇了偉大的集成電路事業(yè)。

在當前環(huán)境下、在科技趨勢下，半導體確實是偉大的事業(yè)。也更需要“王牌”與“老兵”的雙劍合璧，培養(yǎng)出能力過硬、可堪大用的人才梯隊，以繼承、傳承芯片偉業(yè)。

技術用奇、市場用正的戰(zhàn)略

在所有的造芯工程中，廣受詬病的幾乎都是技術；而與之相伴的，則是或畸形或殘缺的市場。比如成都格芯與福建晉華，兩大項目都是工廠已經落定，卻因為技術問題而抱憾。

根據(jù)集微網的報道，成都市政府不樂意于外資方格羅方德以舊設備作價入股，所以談判失敗，成都格芯告停。而福建晉華的合作伙伴臺聯(lián)電，因為追趕臺積電的愿望過于迫切，也早就被產業(yè)認為其屢屢游走在技術訴訟的邊緣。

自己沒有技術，企圖依賴他人的拿來主義，是不可取的。

而又不得不承認的是，在大多數(shù)高科技領域，中國作為一個后發(fā)追趕國家，“自主創(chuàng)新”極為艱難。因此，大多情況下，許多領域都遵循著一條“引進、消化、再創(chuàng)新”的技術路線。而關鍵點則在于“如何獲得技術”。

而長江存儲和合肥長鑫的技術突破，都是獨辟蹊徑，卻又完全合規(guī)，實現(xiàn)了與國際大廠在舞臺上一競高低。

比如合肥長鑫，就通過購買早已破產數(shù)十年的奇夢達資產，完美地避開了專利陷阱；這個專利包足足有一千多萬份有關DRAM的技術文件及2.8TB數(shù)據(jù)。當在2019年宣布技術來源時，市場既震驚又質疑。震驚的是，合肥長鑫居然鉆進了丟棄數(shù)十年的“礦山”，質疑的是，這里是否還能挖出礦來。

然而，幾個月后，合肥長鑫19nm的存儲芯片量產，徹底打破了質疑。

而長江存儲為了避免一直在背后追趕吃土的困境，采用了兩招：一方面通過自主開發(fā)了Xtacking架構，縮小了技術差距；另一方面跨出了兩大步——制造上，跳過32層，直接量產64層；設計上，跳過96層，直接設計128層。如今，長江存儲的64層產品已經量產。

長江存儲前執(zhí)行董事長高啟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進入紫光后，即主張一定要花時間把技術穩(wěn)健扎根、布局縝密專利，然后才有計劃地逐步擴產，千萬不能急。而長江存儲的研發(fā)設計團隊也分布廣泛，在硅谷有一個、上海有一個，有國外的人才力量，也有中科院同仁。

長存、長鑫造芯工程的技術突破戰(zhàn)略，就像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的“子午谷奇謀”：成功的關鍵不在于這一策略有多么意想不到，而在于我方的后勤、中軍與前線部隊是否準備充足?；陂L遠的戰(zhàn)略考慮，不管是奇夢達的德國工程師，還是日韓的退休老者，都應該是我方的戰(zhàn)斗人員。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中國的造芯工程才可在技術上用奇致勝。

粵芯走的則是市場成熟的技術路線。早在項目簽約之時，粵芯綁定了高云半導體、聯(lián)蕓科技、晟矽微等十幾個芯片設計公司，并對這些公司的未來營收進行測算?？梢哉f，粵芯項目的設立是從一開始就算好賬，做好排列組合的。

而與技術用奇配合的，是在市場路線上用正，與合作伙伴共存共榮。

芯片從起點的制造研發(fā)、到最后應用于整機，是一條漫長的鏈路。長存與長鑫團結了行業(yè)上下游的主要參與者，包括存儲控制器廠、模組廠、代工廠、消費電子品牌商等等。共同發(fā)力，做強國產芯片技術、做大國產芯片市場。

造芯熱潮的野望：勇立潮頭，何去何從？

2015年以來的造芯熱潮，其實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改革開放之初，國家引進了數(shù)十條芯片產線，因為對軟件、工程等兩眼一抹黑，這些產線幾乎全部失敗。無錫的742廠，即后來的華晶，是這輪造芯熱中唯一的成功者，也由此先后承擔了國家的“531”“908”工程。

第二次出現(xiàn)于世紀之交。但所有的官方IDM項目，要么退出歷史舞臺，要么被迫轉型。華晶幾經波折引進技術，不堪貸款利息之重，轉型代工。北京聲勢浩大的首鋼NEC項目，則因為日本存儲巨頭在國際市場上需求銳減，最終失敗。上海華虹也同樣受到波及，艱難轉型。

過程雖然痛苦，但經歷了兩輪造芯熱潮的洗禮，還是沉淀了不少成果。比如“風投之王”合肥市政府，比如在中芯、兆易等公司幾經摔打的國際化團隊；再比如敢于介入、真正在做芯片的跨領域民營資本。

不可否認，在各地造芯熱潮中，確實有一些沉渣間歇性地泛起，甚至讓人生怕2003年的“漢芯”事件重演。確實，歷史的進步從來是螺旋上升的，有多少奪人眼球的成功，就有多少令人心酸的落寞。

中國的造芯之路，道阻且長。而需要齊聚的“地方政府、作戰(zhàn)隊伍、作戰(zhàn)戰(zhàn)略”等三大人和支柱，卻也并非易事。在成功、失敗之間，在地方造芯熱的分水嶺，妄圖再復制一個合肥是不可取的，但其中的經驗卻值得反復品味：

在每一波周期中，不盲目跟風大煉鋼鐵，而是順勢而為；發(fā)揮政府的主動，卻又厘清政府的邊界；重視王牌領軍人物，卻更在意人才環(huán)境建設；撬動市場的杠桿，卻有尊重市場規(guī)律。唯有此，無論芯片還是其他，才不會那么容易成為剎那花火的泡沫。(來源：獵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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